去往一个无名小镇的公路

李潺

去往一个无名小镇的公路

我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在一个离家二十华里的乡村中学教书。学校离家不远也不近，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去学校，路上的半个多小时，正适合想一些眼前或遥远的事情。那时尚年轻，对未来看不清楚，但不缺乏对未来想象的激情。那个学校，隐没在前方的那个小镇，也隐没在灯火和灯火以外的黑暗里。我那时已经开始写诗，事实上，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在那条路上完成的。我在趣味上更接近长我十来岁的人，其实那个小镇对我来说，尚嫌陌生，正因为此，它还能勾起我几分兴奋。对陌生事物的探询，我从来不欠缺兴趣和耐心。小镇对我来说，代表着远方，代表着我目力所及之处，而对此外更远的“远方”，我无从想象。我完全像棵被动的、新栽的树苗，等候着时间对我的未来和命运进行裁决。
这样的等候是诱人的，又是常常让人徒生烦恼的煎熬过程。是的，我的目光更多地局囿于眼前的事物：小镇粗糙而刻板的建筑，灰暗而冰冷的街道，田野里大胆而粗放的调笑，永远不可能带来任何惊喜的灰色天空——它足以盛放下一万颗被时间的沙盘磨砥得麻木不仁的脑袋。这样的生活，在一步步扼杀一个年少者所能拥有的全部幻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每日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狂奔——最初，是和几个一同分去的教师，渐渐地，同行的只有两三人，到最后只是自己一个人了。南方乡间的早晨——山谷间清凉的岚气，公路两边峭拔的白杨树，田野里的黄牛以及野兽昨晚留在公路上的新鲜粪蛋，总会让人陷入到一种传说中的乡村的记忆里，时间和现场仿佛并不存在，眼前所见，只是昭示着另外的一个时间，和乡村。我所要去的远方小镇，在每次前往的路上，都像会给我带来新的面貌和惊喜。我像个被目标和方向牵引的人，一次次地抵达，而随着我对小镇的逐渐熟悉，那个存在于我脑中的小镇影像反而消失了。我生活在一种熟视无睹的麻木里，那仅有的一点兴奋感很快就支出完毕。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学校报到时，全镇的教师集合在镇礼堂开会，当我走进去，那么多回过头来的目光投射到我身上，他们的样子和农民完全没有区别，包括他们笑起来脸上呈现的泥土坷垃般的笑容——虽然我知道那是对一个新来者善意的欢迎——但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内心感到震惊，同时又像受到某种伤害，不能认同多年后自己将与他们没有二致的事实。
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我的大部分同事六、七十年代毕业于此。惟一的一幢新的建筑——教学办公楼，在我开始执教的那个学期验收。我获得了一间虽简陋但可以单独使用的居室。宿舍楼远离教室和办公楼，像个蜂房，偏居校园一隅。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永远不缺乏闲谈者，而在晚上，则人去楼空。最初，我喜欢住校而不愿回家，并渐渐迷恋上自己的房间——那层从身上长出的厚厚的坚硬的壳。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能比一间临时客栈都不如，但毕竟也可以用来遮风避雨。乡间的夜晚，月色如水，我经常深夜掩上书卷，披件衣服走到户外去，在校园里转个圈，在夜风摩娑叶子的：“ ”声中抬起头来，像个深思熟虑的人观望着星月灿烂的天空，目光长久地定格于北边的银色勺子，浑然忘记了身处何地，今夕是何年。而小镇早已在静谧的夜中熟睡，镇政府，电影院，供销社，粮管所，卫生院，小餐馆……隐没在山坡下的远方，让我凝思和想象。我经常长久地不能入眠，反扣在宿舍桌上的书，正翻到韩东的一页：“今晚我仅仅是个陌生的人/比任何人都要陌生/今晚我仅仅是个善良的小偷/一片叶子就可以遮住一张脸”。夜晚用它整个的寂静、浩瀚和无言，烘托着一个无眠的人——他因为对这世界的沉思，而开始变得对自己陌生。年轻的身体，在夜晚中开始苏醒和沉痛，是的，我已学会以寂寞为灯，与陌生为邻，正如另一位诗人西川写的：“陌生人的灯/另一个世界的音乐……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把你引向生活……你将变成陌生人/守侯在夜晚，看到/陌生人的灯/并低头把它接过”。那些白天在宿舍门前谈笑的人，仿佛消失了一千年，他们余留在我周围的印记，踪迹全无。我努力去回想他们的容貌、衣着、神情，觉得与他们相隔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夜晚。
冬天，他们一下完课，便拥挤到食堂的炉火旁取暖，打盹或说笑，十几颗黑黑的脑袋互相抵着，看起来像在策划一次阴谋。从椽柱上垂下的灯泡（白天它也亮着），把他们交错重叠的影子投放到石灰剥落的墙上。人总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里，等待去上课，下完课的时间等候午饭。除了对具体、琐碎的事务的等待，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像我，在等候一种虚无的、不能看清的东西——像是等候绿色的邮车，那时间的信使捎来一份上帝隐秘的信件。
被夜晚和寂寥所追赶，人有时候会变得像困兽一样暴戾、焦躁。有时，夜已经很晚了，我会从楼道里推出自行车，往家里奔去——一个人疯狂地骑着自行车在夜晚的公路上飞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离开！！”“离开！！！”往往在半路上，又因为不想让家人看到深夜里那张陌生、沮丧、可笑的脸，而转身折回。
南方以南的天空积聚着更多的雨云。阳光更透亮、燥热，但空气却更潮湿。到处是笔直光洁的建筑，油绿的棕榈，平整宽阔的街道，穿着入时敞肩裸背的女子。铺天盖地的粤语。交汇的方言。那是1994年春天。我在一种很彷惶的情绪中，请假来到了广东。我受聘的是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和设计。老板姓潘，三十四五岁，有一个通红的大鼻子和一双深陷的阴隼的小眼睛。阅读和写作基本中断了。公司在市中心大良镇，一个游乐中心里，除了我们这家广告公司，还有宾馆、海鲜城、歌舞厅、游泳馆，以及众多的其它游乐设施。五颜六色的美术体招牌。木棉树。棕榈。密集的游客。夜幕下垂时，各种吞食筹码的赌博机开始忙碌。那些不远千里到来的掘金客，一夜之间可能挥霍掉一年的辛苦所得。而观众，并不比赌客欠缺热情。事实上，作为一种“生活”，在这里只有晚上才能感受到。到处是疯狂找乐的人们。那些像影子一样靠吸附夜晚生存的女子，使夜晚变得更加黑暗和暧昧。
而我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为了逃避乡村的孤寂和贫乏，我来到南方的城市，而它，除了在视觉和精神上给我制造了更大的混乱，并没有带来我所要的东西。我的既往身份已完全消解，而新的身份还无法建立。现在我仅仅是铆在“经济”这台机器上的一颗钉子。我还感到语言给身体尤其是自信心上带来的劣势是如此明显。我感到我与本地人语言交流的困难，我说着既非方言也非粤语的普通话，然而沟通却在这里受阻了。每天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松懈。而每次与老板打交道，都像是在进行一次谈判。而他的“人情味”，只有你在工作上给他带来额外的财富时，他才会赐予你——那微不足道的东西。
在那些同样僵硬、刻板、缺乏温情的女同事的脸上，我同样看到一种纸币折叠后的痕迹，在哪怕最细微的褶皱里，都无法看到一朵真实的玫瑰所赋有的粉尘和香气。人的欲望赤裸、直接，省略了很多情感的铺垫——爱情有时就像是在谈一场生意。有一段时间，我是录相厅的常客，周星驰、叶子媚，那种无厘头的搞笑和对身体某部分的夸张以达到对视觉刺激的东西，停留在夜晚的视网膜上。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我在乡村的生活，为此，我总要调节好内心的音色，才能逐渐混入到这整个声部的音域里去——事实上，我觉得我总是跑调的音符，不可能协调地溶入进去。我看到人们白天疯狂地攫取纸币，晚上则疯狂地掏空身体——而我，把大量的夜晚虚掷。我在录相厅里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有时我回过头来，看到他们在幽暗中久久地张着嘴巴，仿佛诧异，又像惊喜，那黑暗中一个个泥塑般的脸庞，我似曾相识。我依然混迹在他们中间，向夜晚的屏幕索取这小小的庸俗的欢乐。我突然对自己感到如此沮丧。我的离开在所必然。

李潺

北方，在我看起来仅仅是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而我现在却在亲历它。对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带着恐惧和敌视。我在北京西郊扎下了根，具体说，是在海淀区车公庄又一村。鳞次栉比的院落，狭长的巷子，飒飒的胡杨和枣树，尘土飞扬的村大道——也许它是这城市腋下的一小部分。我在一个四合院里租了一间侧房，安置下从旧货市场购置来的家当和风尘仆仆的身体。我还暂时地拥有了一辆自行车，在一个韩国人开办的艺术品公司谋得了一个满足基本衣食的职位。这种生活，带着别一种气味进入我的身体。生命似乎显得并不昂贵，而是琐碎、卑贱，生活也不是精美的花篮，微醺可口的红酒，而是被风追赶的秋天的落叶，茶罐上的污渍。我的住所拥挤逼仄，角落里的画框相互抱紧，录音机里的声音永远停留在的音乐台。相比广东的生活，我更喜欢这里，仿佛穷困、自由和梦幻，就是年轻身体的麻醉剂。
在一个个门上用粉笔写着“有房出租”的村庄里行走，头顶着秋天的天空，河堤上蹲着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人，风中吹来烟囱吐出的浓烟和干燥的树叶的气息——河里的水肮脏、黝黑——我想起前两个月，我还在河里游泳，把对岸看成一个征服的目标，闷着头，游过去……游着游着天就黑下来了，桥上站立的人群，只剩下黑黑的影子，他们交谈的话语，早已被风吹散。很多时候，我也曾站在桥上，看水里游动的白亮的身子、手臂。我和别人的低声交谈，现在一句也不记得。我们聊天时不断移动视线，有时停留在对方模糊的脸上，有时越过对方的肩膀，看烤羊肉摊前享受美食的女人——这条街一直往前延伸，像一条小镇的街道，路灯昏黄，杂乱的人们身份未辨。理发店的女孩这个时候，都无所事事而有所期待地坐在店里，听流行歌曲，用迷蒙的眼神去勾路人的眼睛。我总是低着头骑着自行车路过，在面食摊、炒货店购买消夜的食物。我生活在一种既陌生而又有新鲜感的生活中。像我周围的人一样，对生活保有足够的耐心。物质的需要，有时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我经常会想一些，我和这城市，我和这种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与心中堆积的困惑相比，喜悦也是卑微和不足道的。
而公司，无疑像一个饲养鹦鹉的动物园。一个偌大的房子里，油桶里的颜料，不断生成为画布上的一张脸、一条胳膊、一片风景里的某个物件。我所要做的仅仅是模仿，把西方中产阶级客厅的墙壁，当作视觉中的展厅。激情和灵感降低为零。为不使脑袋因脱离思考和对手指的控制而变得焦虑、茫然，公司的墙上安装了十几个音箱——用没完没了的音乐、评书，进行浇灌。这样的工作，使我这个从小对绘画深有兴趣并训练多年的人，开始对画布深恶痛绝。这些——画布、画笔、刮刀，像押赴我出卖体力的武器，使我不寒而栗……
尤其难忘，在冬天的夜里，一个人在郊外的街上散步。卡尔维诺有篇小说《寒冬夜行人》，我非常喜欢。或许可以这样说，贫乏、苦涩、充满压力的生活，正在培养我的趣味。我在应付白天的生存——把身体交付给它，以获取面包和水——之外，把夜晚留给了自己的内心，大量地阅读。而我记住的只是这些：《局外人》、《追忆逝水年华》、《小城畸人》……在冬夜里，我用来散步的时间和阅读一样多。走在北京郊外的街头，有时会把这当成莫斯科或巴黎的市郊——它们在现实和想象中，能够激发人们内心同样多的情感。那条街道，我已记不住它的名字，我只记得公路两边冬青树上的粉尘、地上的腐叶和积雪，身材高大的女子竖起的衣领、烤红薯的老汉抖抖瑟瑟的神情，我还记得街道围墙里面的校园：首都师范大学——为取近路，我经常上班时骑车穿过它，对校园里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自己母校的了解。它当然也显著地有别于我曾经执教过的那所乡村中学——此后，我便未再回去了。它真的完全成了一个“远方”，隐没在一个无名小镇的夜色里。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学校，有些微的感伤，却并不很怀念。我曾经那么深地痛恨过那个地方，多少带着点一个年少者不安于现状的蠢动和愤世疾俗。我依然生活在底层，甚至比在那个乡村学校时更接近底层——虽然我内心中接受它。我一次次从蜗居里出来，走上夜晚的街头，迎着寒风刮擦脸庞的冰冷和尖锐的锋刃。我已习惯了做一个生活中的忍者，我觉得这是修炼自己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我的邻居，一对从新疆来的年轻夫妇，男的黝黑，女的白皙，他们在京城市郊干着某种常见的体力活儿，收入可想而知。早晨，当我推着自行车出门的时候，偶尔也能碰到他们，推着板车出去（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清早就出去了）。在黄昏，则总能在村庄的巷子里遇到他们。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一对从外省流落北京的年轻夫妇的生活，总不乏想象。现在回忆那位男的，无论如何都记不起他的容貌，而那位白皙的少妇，我依然能忆起她的样子——灰褐的眼珠，光洁高挺的鼻子，克制但仍然洋溢着某种情欲的表情——我怀疑，我那时是否爱上她了。对那位男的，我怀着隐秘的妒意。一个沉默、结实、劳碌于贫困生活的主妇，让我满怀柔情。我有时会拿她和我经常路过的那所校园里的女生以及我公司的女性进行比较，我发现，她们都比她更单薄、更充满脂粉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安，我在房间坐不住，像一个心里有暗疾的人。后来便在另外一个地方，找了一间房子，搬了家。
在生活中，我总是容易选择放弃。有时还会往相反的反向使劲。我满足于一种反向力的作用下，原有的东西产生裂缝的快感。我在北京的境况在逐渐地好转起来。令人欣喜的是，写作也有了很大的起色。我有点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生活——用绘画来养活自己的诗歌。因为我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从小就表现出在绘画上的才能，通过画画，也许能让自己在生活上往一个舒适度靠拢。但我却更醉心于另一种我以为更靠近自己灵魂的技艺。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我离开了又一村，后来又偷偷地回来过几次，但再也没有遇见过那对新疆夫妇。我依然记得，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又一村时，是怎样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的——整个村庄一个人也没有，推土机在落日的逆光中投下长长的影子，尘土飞扬中，是破碎的瓦顶，坍塌的墙垣——正在拆迁的村庄，像一座废墟。不出一年，这里将为一条宽整的沥青公路所踏平。我站在黄昏中，那座桥上，目睹着眼前的情景，一种尖锐的忧伤从心底升起……
现在我生活在一个有一条大江的城市。我经常一个人在江边散步，或者骑着自行车，到城市的郊外去。我不喜欢海，对大江也没有太深的好感，我倒更愿意它是一条运河——上面游动着运载木头、大米、蔬菜的油轮、驳船……有时我登上大桥，目送着一辆辆汽车驶向郊外，感到公路延伸的尽头，连着一座无名的小镇，它的“远方”隐没着我的乡村中学，和我在路上不断寻找而又丢失的情感和记忆，血液里仍然会涌起一种行走的冲动——有时也很惊异，我已在此生活多年，或许便将固定下来，不再挪动，对远方的不倦眺望逐渐变为对眼前细琐事物的顾盼、流连……我在这里依然获得了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像个自由的灵魂，在这座城市的街道、楼阁之间出没，背包里不缺乏一两本称心的书籍、地图和过期的车票。